台湾“卫生署长”陈健仁说，这名研究员是一名44岁的中校，在“国防部”医学院预防研究所工作，怀疑于12月5日在操作实验时，样本外漏，在处理时不慎受感染。这名研究员在10日晚上发烧，最初以为是感冒，但持续几天未退烧，16日晚间7时半从家里采取全套隔离方式送三军总医院治疗，接受多项SARS病毒测试，均呈阳性反应，确定为实验室内的SARS感染个案。

  台湾发现这宗病例后，已通知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日本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并全方面提升防SARS警戒，18日凌晨起实施“出境”管制，与患者有密切接触人士不准“出境”，而民众进入公共场所也要测量体温。

  此前，12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事处代表贝汉卫在此间召开的“非典防治国际论坛”上发言指出，由于人类对非典尚未完全了解，非典疫情再次爆发的危险不容忽视，各国政府应当通力合作以最终消灭非典。

  他说，“中国和全世界都已做好了应对非典疫情再次爆发的准备。”就在入冬以来，北京市部分学校陆续发生学生集体发热的情况，引起一场惊恐。北京市教委、市卫生局两部门紧急部署防控措施。经各区县疾控中心及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均已排除非典。

  有关部门要求，学校(托幼园所)要严格执行因病缺课登记制度，中小学、幼儿园要坚持晨检和午检制度。一经发现发热超过37.5℃并伴有上呼吸道症状，或单纯发热超过38℃的学生，必须立即送医院看病。学生发热超过38℃的应在家休息。

  他对《瞭望东方》进一步解释，“曾经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没有一个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卷土重来是必然规律。那些没发生过SARS流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那些没有真正接受教训的地方，若发生SARS，也许更危险。”

  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SARS权威的专家钟南山则不那么认为，他认为SARS作为零星的、个别的病历出现可能性最大，但不会作为一次疫情再度爆发。全国非典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金水高的观点也倾向于后者，他甚至比较反感“卷土重来”的说法，“‘卷土重来’这线月份一样严重”，他说。

  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实验室泄露病毒的事件。比如，1979年设在叶卡捷琳堡的一个微生物中心的地下试验场就发生了炭疽菌的泄露，造成的直接结果是350人发病，45人死亡，214人濒临死亡。间接伤害更为惨痛。

  目前也在研究SARS疫苗的艾滋病毒学专家何大一，也曾经表示十分担心下一次导致SARS爆发的病毒可能会来自研制疫苗的实验室。著名SARS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表示，实验室病毒传染是有可能的，一些已知病毒就能够最终靠这种方式传染给人类。

  鉴于SARS研究中也许会出现的生物安全问题，中国于4月2日颁布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实验室检测标本采集技术指南(试行)》，规定病原分离检测必须在生物安全实验室内，严格按照无菌操作和生物安全防护原则进行。5月12日，中国政府同时颁布了《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毒研究实验室暂行管理办法》和《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毒的毒种保存、使用和感染动物模型的暂行管理办法》，对与SARS研究有关的病毒实验室、动物实验室以及毒种、动物模型等进行了规范。

  对于实验室安全问题，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心存担忧。他在接受《瞭望东方》采访时说：“我国的实验室安全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过去曾经出现过把动物检测和人的检测放到一块进行的情况，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实验室也在从事SARS研究。”谈到中国针对SARS研究的规范管理出台的一系列办法和条例，他作一个比方，“法律够严格了吧，但犯罪的人不是还依然多？”言下之意规章制度固然好，但贵在落实。他对《瞭望东方》呼吁：“(国家)应该再做一次认真的检查。”

  再次传染SARS的第二条途径就是最初的来源，即不明地方的传播。这一种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科学家也弄不清楚它到底从哪来，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到底是哪种动物携带了这种病毒，病毒的病源在哪里，又怎样传到人身上。

  对于贝汉卫所说的传染SARS病毒途径的第二种来源，有关专家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SARS病毒可能仍然在没有一点症状的人中间以非常低的水平传播，二可能是SARS病毒潜伏于动物中，不知在哪一天突然再次传染给人类。

  “SARS面前无专家”，她对《瞭望东方》说，“人类到目前为止，对SARS了解太少。人是不是SARS病毒的宿主，现在还没有确定，因此，人是不是能够健康携带SARS病毒，SARS病毒能否在人之间低水平地传播而不发病，还没法下结论。”

  而SARS在2002年11月首例SARS患者出现以前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同样应该是，“SARS病毒是否可能仍然在没有一点症状的人中间以非常低的水平传播”的答案。因为既然如果在2002年11月首例SARS患者出现以前SARS病毒就长期存在并且不为人知地传播，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免疫科副科长吴伟新认为“很可能”。吴说，目前大部分研究者认为SARS病毒存在于动物宿主，通过变异后感染人类。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SARS病毒究竟何时出现现在的生物学特性的？他援引艾滋病的情况为例:科学家1983年证明艾滋病是由HIV引起，但早在1959年采自非洲的一份血清中就已经存在HIV颗粒。广州市疾控中心调查了2001年以来广州3家医院的近5万名住院病人，也发现竟有865名的症状符合现在的非典诊断标准。这一情况提示:SARS病毒的“前体”很可能早就存在了。

  吴进一步介绍，他们检测了2000年至2002年不明原因发热患者血清中SARS抗体的存在状况，发现非典爆发前，不明发热患者中就已经存在可与SARS冠状病毒发生免疫学反应的抗体，其阳性率为1.18%至4.94%，高于该中心检测的今年正常人群的阳性率(〈1%)。这也引证了上述观点。

  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病毒学家梁国栋则说：“以前认为SARS冠状病毒是原来冠状病毒的变异，通过病毒全基因组研究之后发现，SARS冠状病毒可能长期存在于自然界而未被发现的新病毒。从理论上讲，一般冠状病毒有持续感染的可能，一直未被发现。但是SARS病毒是否可能在没有一点症状的人中间以非常低的水平传播，目前还不清楚。”

  目前中外专家一致认为SARS来源于某种动物。8月14日，由中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三方面组成的SARS科研联合工作组到广东，开展寻找SARS病毒动物宿主的科研攻关。联合考察组分成国际组和中国组，目的是了解有关SARS病毒动物宿主和病毒传染人类的科研项目的方法和数据，以便调查SARS病毒在自然界的传播机制、了解病毒如何由动物传染给人类。

  全军防治非典专家组成员、302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指出，非典的病原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根据临床初步观察，一般患者发病3个星期以后就没有再发现病毒，患者自身产生抗体，非典病原体在已经产生抗体的康复患者体内没办法生存，因此非典康复者不会携带病毒也不会传染。302医院著名传染病专家姜素椿教授也认为，非典是一种自限性传染病，即病人患病后主要靠人体自身产生相应的非典抗体来清除体内的病毒，出院后康复者处于无毒状态，也不会再有传染。

  而刘民教授对此则出言非常谨慎。她认为到今天都没有发现出院病人再次传染的事情，但未曾发现不等于以后没有。因为(出院)时间太短，恰好又在夏天，而夏天呼吸道传染病本来就不容易发生。因此很难确定天冷以后是否可能再次发生，只能继续观察。“现在只能说把出院病人看作传染源的意义不大，需要继续观察”，她多次强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与中日友好医院共同完成的一项SARS病毒传播途径研究，揭示除公认的三种传播途径(近距离飞沫传播，分泌物通过手传播，以及密切接触传播)外，SARS病毒还存在第四种传播途径，即通过空气污染物气溶胶颗粒这一载体，在空气中作中距离传播。

  这一研究课题是从5月开始的。课题负责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宁对《瞭望东方》说：SARS病毒第四种传播途径的发现，有助于解释香港、广州、北京等地一些在短时间内SARS病毒急速蔓延、SARS人数迅猛上升的实际案例，对于全面切断SARS病毒传播途径提供了科学指导。

  一、开展宣传，使民众认识和重视气溶胶对SARS病毒的传播作用。气溶胶如可吸入颗粒物PM10(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以及PM2.5易进入人体并达到呼吸系统深部，也能够最终靠眼睛角膜等部位进入人体。由于气溶胶细颗粒可以长时间在空气中悬浮，传播距离更远，因此与粒径较大且容易沉降的近距离飞沫相比较，在某些情形下更易造成感染，其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三、抓紧研究和试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生物安全预警系统。围绕这一系统的研制，开发我国从环境角度俘获、检测生物病毒的技术和方法，反生物恐怖的技术、快速反应机制等，探索在全国主要城市的环保工作中推广这些技术和方法的途径。

  四、加强SARS病毒通过空气环境传播的研究，例如传播SARS病毒的颗粒物的粒径和物化性质分布、确定其来源和相应控制措施，以及SARS病毒在空气环境中传播的机制，其浓度的消减增长及其原因等。

  面对SARS欲来风满楼的情形，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宣布进入临战状态，但种种迹象说明政府“外松内紧”的政策：全国性的卫生人员培训计划正在进行，各地纷纷公布了非典预案，一个非典直报体系也启动，全国抗非典总指挥部重新集结，重新再启动非典病例日报系统等。人们在品尝失而复得的正常生活之余，并未忘记SARS之痛。

  北京市非典医疗救治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员、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蒋荣猛乐观地说：“今年SARS反弹起来的可能性很小，就算SARS病毒发生变异也没关系，因为各种可能都已经被最大限度地考虑了。我们制定了预案，如果SARS露面，我们很快就会捉住它。”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也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对于监控体系，干得不坏。”

  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这么乐观。“从政府层面讲，最主要的是制定科学的预案，并坚决保证它的执行质量。其次，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非典一过，一些人的陋习又复发了，比如随地吐痰，乱吃野生动物等。用副总理的话讲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殷在任时长期分管全国公共卫生工作，今年上半年参与指导了SARS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曾光也认为:“更关键的是人们的认识和素质是不是到位，比如说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国家培训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看自己。尤其看没有流行的地区是否会真正接受这个教训，这些地区更需要注意，因为他们没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

  而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则认为公共卫生系统仍须完善。张成福介绍，一般来说，公共卫生系统应该包括5个子系统:信息系统，用以及时了解各地疫情；公共卫生保健系统，以进行日常的公民保健工作和及时有效地发现病例；医疗救治系统，包括一般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应急管理系统，再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能够及时做出一定的反应;执法监督管理系统，依据法律和法规来监督和管理整个体系的运作。

  “目前来看，我们的祖国这几个方面都存在重大问题。”张成福说，比如信息系统，在SARS之前非常落后，发现病例需要县、市、省、中央层层上报，大大耽误了制订应对方案的时间。又如执法监督管理系统，现在卫生部就是卫生领域的监督管理机构，也有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可依循，但一方面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情况，比如《传染病防治法》就要重新修订;另一方面，法律得不到有效彻底地执行，也使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难以得到一定效果管理。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改进措施，但这一系统是否能成功应付下一次传染病流行，依然不容乐观。